人工智能的第一次黄金时代（1956—1975）

给一个尚未存在的学科，起一个名字

1955 年 8 月 31 日，一份两页纸的提案从达特茅斯学院寄出，落款是四个名字：约翰·麦卡锡（John McCarthy）、马文·明斯基（Marvin Minsky）、克劳德·香农（Claude Shannon）、纳撒尼尔·罗切斯特（Nathaniel Rochester）。提案的标题里有一个此前从未出现过的词——"artificial intelligence"（人工智能）。麦卡锡后来承认，他特意挑了这个词，是为了和诺伯特·维纳（Norbert Wiener）那派热闹却含混的"控制论"（cybernetics）划清界限。

提案里有一句日后被反复引用的狂想。它不像一句科学判断，更像一句信仰告白：

"本研究将基于如下设想展开：学习的每一个方面，或智能的任何其他特征，原则上都能被精确描述，从而可由机器来模拟。"

（The study is to proce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njecture that every aspect of learning or any other feature of intelligence can in principle be so precisely described that a machine can be made to simulate it.）

第二年夏天，这场"人工智能夏季研究项目"如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校园召开。但传说往往比现场宏大。它不是一场有议程的大会，更接近一小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几周里来来去去的头脑风暴。雷·所罗门诺夫（Ray Solomonoff）保存下来的到场笔记显示，真正来过的人大约二十个；而每日例会实际到场的，常常只有三到八人——麦卡锡、明斯基、所罗门诺夫几乎是全程在场的铁三角。会议没有产出任何正式报告；几十年后，麦卡锡在自己网页上亲手加了一行批注："[1996 note: There was no report.]"（[1996 年附注：没有报告。]）。

但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它的技术产出。因为它做了一件事：把分散在控制论、自动机理论、复杂信息处理等几个旗号下的人，收拢到了"人工智能"这一面旗帜之下。 史学家帕梅拉·麦科杜克（Pamela McCorduck）把它称作"AI 的制宪会议"。

符号主义的速胜

旗号有了，迅速就有了"看得见的胜利"。1956 年，纽厄尔与司马贺（Allen Newell & Herbert Simon）带着他们的 Logic Theorist 来到会场——这是一个用自创语言 IPL 写成的程序，证明出怀特海与罗素《数学原理》第二章前 52 条定理中的 38 条；其中一条的证明，甚至比两位原作者手写的更简洁。1959 年，阿瑟·萨缪尔（Arthur Samuel）的跳棋程序在《IBM 研究与发展杂志》发表论文，"机器学习"（machine learning）一词由此进入词汇表；1962 年，这个程序击败了自称"跳棋大师"的罗伯特·尼利（Robert Nealey），IBM 特意安排了一场公开比赛。

这些胜利确立了一条信念：智能就是符号操作。 纽厄尔与司马贺后来把它升格为"物理符号系统假说"——一个物理符号系统具备产生一般智能的充分必要条件。这句话成了符号主义的哲学地基。

与此同时，连接主义第一次登场，又第一次被按下去。1957 年，弗兰克·罗森布拉特（Frank Rosenblatt）在康奈尔航空实验室写下感知机（Perceptron）的技术报告，1958 年在《心理学评论》公开发表。《纽约时报》1958 年 7 月 8 日的报道标题是："New Navy Device Learns by Doing"——海军的新装置会边做边学；报道和罗森布拉特的转述宣称，这种机器将来能识图、下棋赢过人类、甚至繁殖。1969 年，明斯基与帕佩特（Seymour Papert）出版《Perceptrons》（《感知机》），用严格的拓扑学证明，单层感知机连最简单的"异或"（XOR）都学不会。连接主义随之转入边缘。但把此后二十年的冷清全算到这一本书头上，是简化了的替罪羊叙事——经费转向、符号派自己也碰壁、还有英国那份 1973 年的莱特希尔（Lighthill）报告，都在其中；但《感知机》无疑是压上来的最重的那只手。

四张支票

然后是那个时代的标志——乐观承诺。

1957 年 11 月 14 日，纽厄尔与司马贺在匹兹堡的美国运筹学学会年会上，一口气开出四张支票。他们说，十年之内：计算机将成为世界象棋冠军；计算机将发现并证明一个重要的新数学定理；计算机将创作出有公认审美价值的音乐；大部分心理学理论将以计算机程序的形式呈现。

四张支票，没有一张按时兑现。象棋那条拖到 1997 年 IBM 的"深蓝"击败卡斯帕罗夫才兑现——从 1957 年算，晚了四十年；从他们许下的十年期限 1967 年算，也晚了三十年。司马贺本人后来在 1995 年的一次演讲中公开承认自己当年过于乐观。

1965 年，司马贺又单独开出一张更大的。在《自动化的形态》（The Shape of Automation for Men and Management）一书里他写道：

"二十年内，机器将能完成人类所能做的任何工作。"
（Machines will be capable, within twenty years, of doing any work a man can do.）

到 1985 年，什么也没发生。到 2026 年，仍然什么也没发生——AGI 至今未至。注意原文是"任何工作"（any work），不是"大部分工作"。

明斯基也开过支票，但有一条需要特别当心。常被引用的说法是：1970 年 11 月 20 日，他在《生活》（LIFE）杂志上说，"三到八年内我们将拥有一台具备普通人一般智能的机器"。这句话确实登在那期杂志上，记者布拉德·达拉赫（Brad Darrach）撰文，标题是"Meet Shakey, the First Electronic Person"（《遇见 Shakey，第一个电子人》）。但明斯基本人后来强烈否认说过这话——那是记者的转述与加工。更可靠的是他 1967 年亲笔所写：在《Computation: Finite and Infinite Machines》（《计算：有限与无限机器》）一书里，他写道，"不出一代人的时间，创造'人工智能'的问题将基本被解决"。一代人过去了，没有解决。

第一道阴影

乐观主义已经埋下了反噬的种子。1966 年，美国的 ALPAC 报告判定机器翻译"近期无望"，机器翻译经费近乎冻结。1973 年，英国数学家詹姆斯·莱特希尔爵士（Sir James Lighthill）受科学研究委员会委托出具报告，结论同样严厉；英国政府据此在除爱丁堡、埃塞克斯之外的几乎所有大学，终止了对 AI 基础研究的资助。这是后来被称作"AI 之冬"的第一阵寒意。讽刺的是，"AI Winter"（AI 之冬）这个词本身要等到 1984 年才由罗杰·尚克（Roger Schank）和明斯基在 AAAI 年会的一场名为"The Dark Ages of AI"（《AI 的黑暗时代》）的座谈会上提出——而那次警告，针对的是下一场更大的寒冬。

但当时几乎没有人留意这些阴影。三大重镇已经成型：MIT 以明斯基为旗帜，Stanford 由麦卡锡与费根鲍姆（Edward Feigenbaum）坐镇，CMU 则是纽厄尔与司马贺的大本营。MIT 的 AI 研究项目 1959 年起步，1963 年获得两百万美元 DARPA 资助正式建制；Stanford 的 SAIL 1963 年由麦卡锡创立。

在斯坦福，费根鲍姆正和遗传学家乔舒亚·莱德伯格（Joshua Lederberg）、化学家卡尔·杰拉西（Carl Djerassi）推进一个项目，叫 DENDRAL——让机器从质谱数据里推断分子结构。费根鲍姆借用了培根 1597 年的格言"知识就是力量"（knowledge is power），并在 1971 年前后把它确立为一条信条：智能不在推理，在知识。 他发现了一条比"让机器去思考"务实得多的路：别让机器模仿一般智能，让它去模仿一个专家。

这条路的尽头，叫专家系统。而当它一旦开始赚钱，就再也没有人记得 1957 年那四张没兑现的支票了。

（本章史料均经独立核证，详见《第一章-史料核证附录》。）